草稿:台湾博物学史

台湾博物学史的发展，自然历史（Nature History）一词在台湾的使用，通常以自然史或是博物学称之，前者多在单一生物类群的研究发展回顾文章中使用，后者多指称物件或是生物类群的在整体领域的研究与发现历史。本条目的撰写目前涵盖人类、历史、生物类群的植物与动物，即为现代多数自然与历史相关博物馆的领域范围。以下就各自在时期、重要发展或是子生物类群的自然史作介绍。

垦拓时期（-1895）

初步的地质调查

台湾地质调查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期，主要著重于台湾煤矿、金矿等自然资源的调查。英国海军Lient R. N. Gordon在1847年于基隆发现煤矿，美国海军Mathew C. Perry和德国地质学者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分别后续于1854年和1860年勘查煤矿于基隆的分布状况，而后英国学者Henry Brougham Guppy在1880年对台湾进行了地质调查，德国海关George. H. J. Kleinwachter在1883年对台湾南部打狗、恒春一带进行了基础岩性的调查，将台湾南部岩层初步分类为冲积层、石灰岩、火山凝灰岩、砂岩、片岩及绘制各种岩类分布图。马偕在其1895年的著作“台湾遥寄”的“地质”篇章中，将台湾北部的岩性进行分类为红土或黏土、砂岩、石灰岩、冲积土壤、花岗岩质、石英岩碳质及夹石英脉板岩、板岩等岩性，标示硫磺、金矿的产区；其还观察到台湾海岸快速侵蚀与沉积特性，也记载了几次19世纪晚期于台湾发生的大型地震事件。

初步的植物调查

台湾现代植物探查与命名，最早始于1852年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威廉‧胡克的蓪草新种发表，其参考的证据标本主要透过当时在中国地区的医官、军人或领事馆人员进行植物标本采集与资料收集；而首度植物采集者登上台湾采集则为1854年的英国人福钧，随后像是郇和、奥德汉（Richard Oldham）、韩尔礼等人陆续地来到台湾采集植物，并将标本送往欧洲进行鉴定与保存。台湾最早的植物调查发表为郇和在1863年发表的“台湾植物目录”（List of Plant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纪录246种台湾植物，其中有33种蕨类植物。而韩尔礼在1896年发表的“福尔摩沙植物名录”（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所登载1,347种台湾维管束植物，以及 F. B. Forbes 和 W. B. Hemsley 于1886至1905年间陆续发表的“中国大陆、台湾、海南岛、韩国、琉球列岛及香港地区之植物目录”（An enumeration of all plants known from China proper, Formosa, Hainan, Corea, the Luchu Archipelago and the island of Hongkong），总共列出的2000种的台湾维管束植物，两篇文献则为1894年前西方人的台湾维管束植物调查成果。许多台湾常见植物如台湾清风藤、咬人狗、斯氏悬钩子等等，陆续以新种之姿被命名与发表，证据标本则多收藏于英国皇家植物园及大英自然史博物馆等欧洲的植物标本馆。

初步的动物调查

有关台湾动物自然史研究，现今在分类群多样性的部分已知超过四万种，类群相当庞大，此处阶段性的自然史汇集在各类群的科学文献中，以学名命名历史以及相关佐证史料提出的发现史为主，暂不涉及传统原住民族对生物资源利用的记载，或是中国古籍中对类群较模糊描述的爬梳。根据可获得的文献，部分台湾类群首次由科学研究期刊收录的时间点大约从1850-1870年开始。1862年，郇和发表哺乳类研究 、1863年起发表鸟类研究。Henry Adamas（1838-1918）于1866发表的陆贝研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与弗雷德里克·穆尔于1866年发表的昆虫（鳞翅目）研究、亨利·沃尔特·贝兹（Henry Walter Bates, 1825-1892）于同年发表的昆虫（鞘翅目）研究等。时间点接续林奈推广二名法的普及以及大航海时代伴随的大命名时代，使台湾生物的多样性伴随东方区系自然史踏查被世界看见，其后多数类群于日治时期多有进展，尤以对森林与农业发展有关的类群为多，或是特定事件例如1960年由美国海军以医用考量进行的生物相调查，益于蛭类与蛇类研究的进展。

初步的民族学调查

1858年台湾开港后，西方外交领事人员、商人、传教士等到来，为今天所谓的博物学家。这些博物学家开始将台湾所采集“发现”的动植物，以及所见的人文景观，透过采集、摄影、绘图以及报导，介绍给西方世界认识。当时西方博物学家活动范围多局限在平原跟低海拔山区，多是点状探查与纪录。1866年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参与亚洲科学调查行动而造访台湾，于打狗、澎湖、府城、淡水、鸡笼等地探查，留下手绘图稿。1871年，汤姆生随著马雅各医师前往府城东边山区的视察，并用相机记录平埔原住民的生活风貌，成为最早为南部平埔原住民留下影像的西方摄影师。史蒂瑞于1873年底至1874年初来台采集调查，并先后走访台湾各地区。其在台湾调查采集之报导文章发表过三篇，另还有一份于1878年完成之书稿〈福尔摩沙及其住民〉（Formosa and its Inhibitants）在120馀年后被发现出版。 纪默里（Edmund Hornby Grimani, 1851-193）于1890年任职海关期间，于《伦敦新闻画报》以连载的形式，报导从打狗往万金庄一带的旅游图文记述。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日本人成为台湾博物学调查的主角，其对台湾的资源调查与搜集自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便已开始进行更系统且科学的全面性调查。水野遵（Mizuno Jun，1851-1900）于1873与桦山资纪（Kabayama Sukenori，1837－1922）被派遣到台湾调查台湾原住民。1874年随日军来到台湾，调查以牡丹社事件后日军攻台前的准备为主。牡丹社事件后，水野遵撰写了《征蕃私记》，并于1874年完成，后整理为《台湾征蕃记》。书中除记载牡丹社事件的经过，也纪录了原住民部落分布情况、原住民风俗等当地人群的互动及生活情况。桦山资纪则于1873年8月底与1874年3月来台，他将在台所见所闻均详载于日记上，此段日记后于1936年被“西乡都督桦山资纪总督纪念事业出版委员会”命名为〈台湾记事〉，收录于《西乡都督と桦山资纪总督》一书中。此段日记为早期台湾原住民研究的重要史料，尤以“南澳蕃”一部分为要。

日治时代（1895-1945）

计画性的地质调查与地质图绘制

基于对殖民地资源的利用，日本政府先后派遣大量学者来台进行多次的自然资源调查，促成了学术研究的发现。石井八万次郎（Ishii Hamajiro，1867-1932）为第一批来台进行地质调查之学者，其于1896年对瑞芳、金瓜石一带进行矿产调查、论述当地金矿的成因，且于1898年出版台湾第一幅矿产地质图。山崎直方（Naomasa Yamasaki，1870-1929）在1896年来台调查后发表台湾全岛各地的地质与地理概况，作为后续调查者旅途经验之参考。总督府1909年于殖产局矿务课底下增设地质系，延聘出口雄三担任系长进行地质调查，出口雄三也提出台湾多处地点的地质报告书，并对台北盆地之地质历史提出其曾为海湾的假说。矿务课技手冈本要八郎（1876-1960）在台发现多种矿物，当中最著名之发现为新矿物北投石，此外冈本也兼任当时殖产局博物馆（现今国立台湾博物馆）之技手至1928年，期间于博物馆创立矿物室，采集矿物标本增添为馆藏，并和首任馆长川上泷弥（Kawakami Takiya，1871-1915）共同创立台湾博物学会，学会亦有刊物《台湾博物学会会报》发行，促进了台湾的自然史研究。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后，台湾地质学研究除延续先前总督府资源调查之方针外，也在基础科学上发展，成立理农学部地质学讲座，并聘有教授早坂一郎（Hayasaka Ichirō, 1891-1977）、助教授市村毅、助手丹桂之助，及日后增聘之助教授富田芳郎（Tomita Yoshirō，1895-1982）、助手金子寿卫男等五位师资。台北帝大地质学讲座之成员对日治时期的台湾地质学贡献许多发展，例如执行研究计画“台湾脊粱山脉的地质构造”，进行台湾地质构造之调查，当中富田芳郎主要专研台湾地形构造与发育等地形学研究，丹桂之助主要专研层位、地质构造等地层学研究，而早坂一郎则专注于台湾普通地质学、温泉、火山、地震等攸关自然资源与民生利用等相关应用领域；此外，早坂在台期间对台湾古生物学，包含有孔虫、腕足动物、软体动物、刺丝胞动物、棘皮动物和脊索动物等化石皆有涉略和研究成果。台湾地学会也于早坂在台期间由其主导创设，会员包含台北帝大地质学讲座成员、总督府矿务课技师群、台湾各地高等、师范学校教师等人，学会举办谈话会、见学调查旅行和发行刊物《台湾地学记事》。

1930年，台湾总督府公布“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其中地质矿物类有海蚀北门、泥火山、北投石、贝化石层共四项被纳入。

计画性的植物调查与植物图志出版

日治时期初期的植物调查活动与1894年之前以西方人为主的探查较为类似，有跟著军方来台的川上广卫、来台攀登新高山的日本农科大学（现为东京大学农学院）助教授本多静六及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系标本管理员鸟居龙藏 ，以及在台任职定居的田代安定等人所进行的植物采集，都属于零星的采集活动 。 1905年起由台湾总督府开始长期支持调查经费，台湾有用植物调查由殖产局技师川上泷弥主持，统筹植物采集、标本制作，并将标本寄送至东京，东京帝国大学助手早田文藏则负责植物鉴定。川上泷弥在1910年出版的《台湾植物目录》为采集成果的阶段性展现，基于此一调查所收集及累积的标本，早田文藏从1911年到1921年出版十卷《台湾植物图谱》，共收录3568种及79变种的台湾维管束植物。

1915年川上泷弥过世之后，保存于台湾总督府博物馆的相关植物标本，1920年随著植物调查事业一同转移到台湾总督府林业部，由金平亮山、佐佐木舜一等人执行，金平亮山所著的《台湾树木志》及佐佐木舜一所著的《台湾植物名汇》为代表成果，其标本主要收藏于林业试验所标本馆，及后来的台大植物系标本馆。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后，农学部植物分类讲座工藤祐舜、日比野信一（1888-1968）、正宗严敬（Masamune Genkei, 1899-1993）及山本由松（Yamamoto Yoshimatsu, 1893-1947）等学校单位的教职人员，成为台湾植物的采集与研究的主力。正宗严敬在1936年出版的最新台湾植物目录共纪载3841种维管束植物，相关的标本主要存放于台大植物标本馆，部分由林业试验所标本馆典藏。

计画性的动物调查与动物研究出版

日治时期的动物研究相较于前段时期多有进展。第一位至台做动物相关研究的学者为多田纲辅。多田纲辅于1896抵台，在台期间曾到过台北、宜兰、台东、兰屿（红头屿）等地区。其著作多撰写成日记型式，如：〈红头屿探险记〉。另在《东洋学艺杂志》上刊登〈台湾动物调查复命书〉。1906年，菊池米太郎抵台。同年，其因捕获帝雉而一举成名。其对于台湾总督府博物馆（今国立台湾博物馆）之馆藏有众多贡献，且采集制作标本技巧也被许多当时研究者称颂，如：素木得一、森丑之助。其主要著作有：《台湾鸟类の习性》、《台湾属岛の鸟类》。以其名称命名者有：菊池氏畑鼠、菊池知目鸟、菊池氏龟壳花……等。松村松年曾在1906、1907年至台进行昆虫之采集以及害虫调查。其主要研究专业以蝶类为主，且其命名者众多，如：曙凤蝶。松村松年重要与台相关著述有《世界蝶蛾目录》第九卷（印度至澳大利亚区）、〈台湾产蝶类目录〉等，而其同时为台湾昆虫研究者先驱。1907年，素木得一来台担任农事试验场昆虫部部长，除进行害虫防治，也采集许多标本。其重要著作有：《台湾害虫目录》、《台湾农作物病害虫要览》。1920年，担任台湾博物学会会长。此外，其也参与1930年所成立之“台湾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调查会”，在1935年《天然纪念物调查报告》第三辑中大篇幅介绍宽尾凤蝶。

大岛正满以白蚁、蛇类及淡水鱼研究为主要对象，最为著名之物种为樱花钩吻鲑（台湾鳟）。另，大岛正满也于太鲁阁内发现帝雉的新产地。此外，在其文章中提及台湾鱼类与地理，是以成为台湾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先驱。黑田长礼（Nagamichi Kuroda, 1889-1978）于1916年抵台，主要专注在鸟类、哺乳动物之研究，其命名之物种有：褐鸴、兰屿角鸮、珠颈斑鸠……等。而楚南仁博（Jinhaku Sonan, 1892-1984）则在穿山甲、昆虫、山椒鱼方面多有研究。掘川安氏研究范围甚广，涵盖鸟类、哺乳动物、龟、蟹、贝……等，其专著《台湾哺乳动物图说》、《台湾の蛇》为动物类门中的重要著作。青木文一郎为台湾鼠类研究的第一人，同时也有参与台湾天然纪念物之调查。江其悌三（Teiso Esaki, 1899-1957）之昆虫研究也为台湾重要研究之一。鹿野忠雄研究范围甚广，涵盖昆虫、鸟类、哺乳类、生物地理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

原住民与汉民族的风俗习惯调查

日本领台初期，东京帝国大学得到议会专款派遣相关学者前往台湾从事调查与采集。台湾总督府为了施政上的需要，更编列了可观的经费预算，以嘱托、雇员、技手或技师等职位聘请专家学者来台从事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的成果，不只作为官方施政的参考，也奠定了台湾近代博物学的研究基础，更间接促成了1908年“台湾总督府博物馆”的设立。台湾的人类学源自于日治时期（1895-1945）对于原住民（当时称为“番人”）与汉民族的风俗习惯调查。中央研究院学者刘斌雄认为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东京人类学会时期，1895至1900年。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时期，1901到1928年。三、台北帝大成立到台湾光复，1928到1945年 。

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后，吸引许多日本学者前来研究。其研究者与著作包含：入江英《台湾蕃俗图会》（1896）、鸟居龙藏《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书》（1902）与〈Etudes Anthropologues: Les Aborigines de Formose〉（1910）、伊能嘉矩《台湾蕃人事情》（与栗野传之丞合著）（1900）、《台湾蕃政志》（1904）、《台湾文化志》（1928）等。1901年，总督府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由冈松参太郎（Okamatsu Santaro，1871-1922）主持，以法制旧惯为研究范围。1909年设立“蕃族科”，调查原住民旧惯，重要研究者及著作包含佐山融吉《蕃族调查报告书》八册（1913-1921）、小岛由道、安原信二、河野喜六、小林保祥《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八册（1915-1921）、冈松参太郎《台湾蕃俗惯习研究》八卷等，森丑之助《台湾蕃族志》（1917）与《台湾蕃族图谱》（1918）等。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解散后到1928年台北帝大成立之前，原住民研究陷入低潮。这段期间的代表学者及报告为小泉铁《蕃乡风物记》（1932）、《台湾土俗志》（1933）。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国立台湾大学的前身）成立，文科设有土俗人种学、南洋史、印尼比较语言学等讲座。其中土俗人种学研究室以台湾原住民文化为对象，是目前台大人类学系的前身。重要的研究者及著作包含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小川尚义、浅井惠伦等，1931至1942年出版《南方土俗》学术杂志六卷、1935年出版《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与《原语高砂族传说集》等。 日治时期其他重要的研究者及著作包含冈田谦1942年出版《未开社会的家族》、增田福太郎1942年出版《南方民族的婚姻–高砂族的婚姻研究》及1944年出版《原始刑法的探讨》、奥田彧，1933到1941年发表五篇有关雅美族农业经济的论文、千千岩助太郎，1937年到1942年在《台湾建筑会杂志》发表一连串针对原住民家屋的建筑学研究，1960年集成《台湾高砂族的住家》、古野清人1942年著成《高砂族的祭仪生活》、国分直一1944年《祀壶之村》、 鹿野忠雄及濑川孝吉的雅美族图解民族志等。另总督府理蕃课在1931到1936年间进行蕃地开发调查，由平泽龟一郎、濑川孝吉等人完成。

战后至今（1945-）

完备地学调查与成立公立研究单位

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地质学讲座改制为地质学系，接收委员包含日后成为地质学系系主任的马廷英，而原地质学讲座之五位受聘师资皆获留任；原地质学讲座之学生林朝棨、颜沧波也都在日后成为台大地质系受聘之教授，为台湾战后重要之地质学研究推手 。除台大地质系外，成功大学地球科学系（1968年）、中央大学物理系地球科学组（1968年，后于1977年独立为地球科学系）、文化大学地质学系（1970）、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地球科学组（1977年，后于1984年独立为地球科学系）、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1976年成立筹备处，1982年成立）等研究与高等教学机构也相继诞生，使得台湾地质学的学术网络发展更加蓬勃。此外，中华民国政府也于1946年成立台湾省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为毕庆昌，直至1978年改制为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学术单位在战后也持续引导台湾地质学相关的研究，如1970年的化石挖掘吸引民间对于古生物学的关注；1971至1972年间，由台湾总督府博物馆改制的台湾省立博物馆和台大地质系等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于台南左镇菜寮溪挖掘一完整度较高之犀牛类化石，为台湾首次的大型脊椎动物原位挖掘行动，该标本于1984年被命名为中国犀牛早坂氏亚种（Rhinoceros sinensis hayasakai）。

持续地植物调查与台湾植物志的出版

日本时代博物学事业已为台湾植物分类奠定扎实基础，但战后学者仍持续发现新种或台湾新记录种，包括许多中低海拔物种，如1983年前后吕胜由等人于北台湾七星山发现钟萼木（Bretschneidera sinensis Hemsl.），彭镜毅于2005年发表五种特有秋海棠（Begonia），台湾破伞菊（Syneilesis hayatae Kitam.）于2008年左右被证实仍见于苗栗地区等，均显示学界对台湾植物多样性的了解仍存在不少空白处。

战后台湾维管束植物研究发展与公立标本馆、高等教育体系关系密切，1947年大陆植物学者林渭访、李惠林和刘棠瑞先后来台，分别接手林试所标本馆、台湾大学及台湾省立博物馆（现国立台湾博物馆）植物学事业，持续带动台湾维管束植物的采集与分类研究，其中刘棠瑞任职省博研究员时，也在台大、师大、兴大等校讲授植物分类学与树木学，培养出廖日京、曾樵、黄增泉、庄灿旸、许建昌、庄清漳等本土分类学者，并于1960年和1962年陆续出版《台湾木本植物图志》上、下两卷，成为战后首个具标志性的植物志，内容涵盖台湾大部分木本植物。1959年，美籍学者棣慕华（C.E.Devol）来台主持台大标本馆，同时期黄增泉、许建昌亦学成归国，任教于台大植物系，进一步培养出徐国士、杨远波、张惠珠、陈世辉、彭镜毅、刘和义、谢长富、赵淑妙、邹稚华、王震哲等学者。棣氏专长为蕨类分类，黄氏钻研孢粉学和豆科分类、编纂台湾首部《台湾花粉志》，许氏则专攻禾本科分类，于1975年发表《台湾的禾草》，大幅推进了草本植物的研究进程。 1969年，中美政府透过签订学术合作协定，起始规划编纂《台湾植物志》第一版，并于1972年确定由国科会提供经费补助，1973年编辑委员会成立，由李惠林、刘棠瑞、黄增泉、小山铁夫（Tetsuo Koyama）、棣慕华等五人组成，历时三年后完成，为战后首个较具全面性的维管束植物志，收录逾4000种维管束植物。唯因执行期程过短，第一版成书后内容多有待修订处。1984年起，由黄增泉主持规划、组织《台湾植物志》第二版编辑委员会，展开为期五年的编纂工作，并于1993年至2003年之间完成一至六卷出版，至今仍为台湾维管束植物领域最重要的参考书籍之一。

持续地动物调查与研究发展

战后时期因政情混乱而百废待举，同时也影响了生物学的研究与发展，即便研究发展因此受限，仍有不少学者投入相关研究。在海水鱼类方面，邓火土、陈兼善、梁润生等教授陆续发表新种鱼类，多种鱼类纪录收编在陈兼善（1969）《台湾脊椎动物志》等书中。1983年，沈世杰、李信彻、邵广昭等教授在“台湾鱼类相之研究调查”计画中重新梳理同种异名、变更种名等情形，从事数科鱼类之整理。在昆虫类方面，战后相关研究多配合经济发展，解决农林作物害虫及卫生害虫的问题。近年来，从事昆虫学研究的人元增加，多投注于分类、进化、生理、毒理、益虫利用及昆虫保育等面向。累积自1945年至1990年所发表之昆虫类报告约有300篇，发表新纪录种约有311种，新种约有874种，合计共1185种。而在两栖爬虫类方面，战后曾有日人来台进行调查，留有相关报告。而本国学者则包含来自台湾大学的梁润生、韦柏伟、王庆让等；台湾师范大学的吕光洋、刘慕昭、陈世煌等；东海大学的林俊义、郑先佑、罗昇光等，及国防医学院的毛寿先等，都有两栖或爬行动物的相关报告。在鸟类方面同样受战后政局影响而陷入低潮，1964年起美军与东海大学合作的系放计画（MAPS）是唯一国人有参与的研究。由于该计画的进行，东海大学因此凝聚了鸟类研究的先锋人才，重启学术界及社会大众对鸟类的兴趣。1973年台北鸟会成立，是为民间组织参与鸟类研究的开始。此后，由于更多学者的投入、各地鸟会和政府机构及国家公园的成立、社会环保意识抬头等等因素使得80年代起年鸟类研究逐渐兴盛。在哺乳类方面，战后的研究发展几乎停顿，直到70年代才陆续复兴。但由于研究人员的匮乏，其研究仍多局限在保育类或具经济价值的一般生物描述。近年来，动物资源的保育与资源永续利用的概念备受重视，“种的保存”成为自然保育的根本议题。最后，至2009年起，由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资讯与系统分类专题中心公布台湾物种名录（Cataloque of Life in Taiwan, TaiCOL）后，能逐步由不同类群的名录提供者于该平台累积分类群的现用组合名、异名与涉及台湾分布纪录的文献。

近年来，借由台湾动物自然史的回溯，部分类群已具有专论发表或网路专页。脊椎动物门分成：陆生哺乳类〈台湾陆域哺乳类动物三十年的研究进展〉；海生哺乳类〈台湾鲸豚保育与研究进展 〉；鸟类〈台湾鸟类发现史 〉、〈台湾鸟类学史〉以及两栖爬虫类〈史话两爬：战后台湾的物种发现史〉 。节肢动物门分成：昆虫纲〈台湾昆虫学史话（1684~1945）〉 ；端脚目〈近期台湾陆生端脚目研究之发展〉 ；十足目蟹类〈台湾淡水蟹研究之回顾〉 ；蛛形纲〈2013 年第 19 届国际蛛形年会在台湾—兼谈台湾蜘蛛研究现况与未来展望 〉 ；唇足纲〈台湾唇足动物研究的回顾与发展〉 。环节动物门之分类：环带纲 蚯蚓：〈台湾蚯蚓系统分类的回顾与展望〉 ；环带纲 蛭类〈台湾地区蛭类研究回顾与展望〉 ；软体动物门：陆生软体动物〈台湾陆生软体动物的研究现况〉 ；淡水贝类〈台湾淡水栖贝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等。

人类学研究的演变与国际视野的开展

主条目：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参考资料

Category:台湾1000专案草稿